韩炳哲在2015年出版的《倦怠社会》开篇就指出“我们已不再身处病毒时代。” 这样的论断在COVID-19遍地开花的当下显然不合时宜，但本文也欲指出即便是在六年前，此结论也有些难以自洽。作为这几年炙手可热的哲学家，韩炳哲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曾让我拍手叫好，在阅读过《精神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利技术》、《爱欲之死》和《倦怠社会》这三本书后，不难摸索出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定义：肯定性的过剩 (excess of positivity)。新自由主义的暴力已经超越了生命政治的体罚和规训，它宣扬肯定性和功绩，通过诱导主体的自我剥削实现同化，使得他者渐渐消失，是三本书中都频繁出现的论述。然而尝试将此理论套用到各种社会现象和精神疾病中未免显得过于专制和单薄，也是我对《倦怠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
疫苗的原理在于向生物体内注射被削弱的病毒或细菌，以帮助免疫系统更高效地抵御感染，因此韩炳哲说“免疫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的辩证法。免疫学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个体并试图否定它…自我抵御了否定性的他者，从而确立自身”，我并无异议。同类（the same）和同化（homogenization）得以支配社会是基于对他者的否定，也就是对否定性的否定，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即便是在“正能量”泛滥的社会，也无法存在绝对的肯定性，同化的动力不正是来自一种对他者的原始恐惧吗？事实上某些国家的“0感染”目标也并不可行。主流社会可以吸收、监禁、驱逐他者，却无法彻底消灭不被认可的少数，因为他者存于心中。曾经的新冠患者即便康复，日后也难免遭遇社会排挤，在健康人心中他们永远是他者，是潜在的威胁。
韩炳哲试图用神经元模型来取代免疫学模型，在他看来，神经元所代表的肯定性暴力比病毒性暴力更隐形也更温和，并且模糊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但他却低估了病毒的不可见度。不是所有新冠病毒携带者都会有明显体征，这已是公共常识。绿码可能毫无预兆地变成黄码、红码，从同类到他者的转变只需一瞬，这种极端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不是神经元模式可以概括的。如果我们相信弗洛伊德所说，自我是规训的主体，那么超我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他者，从而得出结论：自我与他者的界定本来就没有特别清晰？另一方面，因为其内在性 (immanence), 韩炳哲倾向于以神经元暴力来解释抑郁症、倦怠和ADHD的成因，认为这些精神疾病主要源于对内在性的恐惧，与免疫学暴力所代表的对他者的恐惧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从生物学角度看，免疫系统也是内在的人体系统，从精神分析角度出发，自我与超我的关系暗示每一个“我”里都潜伏着一个他者，神经元与免疫学暴力结构的差异论述依旧不成立。韩炳哲所构想的过量肯定性的社会也是一个只取软实力 (soft power) 的社会，然而现实情况是，人们在应对新冠时往往软硬兼施，既鼓励居民打疫苗、做好卫生措施，也实行强制隔离，封锁边境。
普罗米修斯与西西弗斯
谈到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我们可能首先会想起西西弗斯的神话。西西弗斯被神惩罚，日复一日地推动巨石，重复着单调而无意义的劳作，他所应感受到的疲乏和倦怠来形容当代打工人的境遇似乎再贴切不过了，然而韩炳哲却选择了普罗米修斯作为倦怠社会中自我剥削式主体的原型。当普罗米修斯把火焰赠予人类时，他也同时带来了劳动 (work)。韩炳哲将鹫鹰解读为普罗米修斯的的另一个自我 (alter ego)，鹫鹰每日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而肝脏总会重新长出来，因此普罗米修斯总是处于一种自我剥削的状态。作为器官的肝脏理应无痛感，那么普罗米修斯的疼痛从何而来呢？韩炳哲给出的答案是这种痛对应着疲累 (tiredness)。这种“我累特” (I-tiredness) 的现象与韩炳哲后面提出的根本性疲累 (fundamental tiredness) 大有不同，前者只会消耗和磨损自我，让我们辛苦劳作一天后回到家只想躺尸，盯着手机屏幕不断刷抖音；而后者却能使灵智浮现，启发“无为” (not-doing)。这也是卡夫卡在《普罗米修斯》中所畅想的一种更积极的疲惫：“众神厌倦了，鹰厌倦了，伤口因厌倦而愈合了。” 根本性疲累是能够治愈人的身心的。
加缪曾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写道：“疲倦在机械生命行动的尽头到来， 但同时它开启了意识的冲动”（Weariness comes at the end of the acts of a mechanical lif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naugurates the impulse of consciousness）。西西弗斯的清醒时刻 (hour of consciousness) 并不是那段把石头推上山的煎熬旅程，而是在石头滚下山，西西弗斯必须重返平地的间歇，这些许的停顿让他察觉到存在的荒诞，但体验到荒诞本身并不一定带来痛苦，意识得以明朗的西西弗斯也许是快乐的。从劳动中的暂时抽离呼应了韩炳哲提倡的中间时刻 (between-times), 以安息日和坐禅为例，韩炳哲强调了无为的重要性，鼓励人们按下暂停键。安息日（Sabbath）的原意为“停止” [aufhören], 这什么也不做的一天也是神圣的一天。同理，坐禅要求人摒除一切杂念，全身心投入到冥想中去。无为并不是被动放弃，而是主动接纳纯粹的负面性，从而衍生出新的可能性。瞎了眼的俄狄浦斯什么也做不了，但他仍可以说出“一切都好” (all is well), 它教会我们“一切都未，还未被耗尽” (all is not, has not been, exhausted)。 我们可以尝试想象此番场景：西西弗斯从容步下山，在重新推起大石前微笑默念：“一切都好” 。
精神病vs. 神经病
前面提到过韩炳哲认为抑郁症、倦怠和ADHD都是神经元社会特有的疾病，传统精神分析预设了压抑和否认的否定性 (the negativity of repression and negation)，韩炳哲甚至断言因其源于过量的肯定性，“抑郁症避开了精神分析” （depression eludes psychoanalysis）。这些丧失了压抑与否认特征，被完全内化的疾病在《倦怠社会》中更像是一类神经病而不是精神病。为了证实这一观点，韩炳哲还专门阐述了抑郁症 (depression) 与忧郁症 (melancholia)、自爱 (self-love) 与自恋 (narcissism)的区别。
抑郁症与忧郁症的主要不同大致有两点：
1. 抑郁症并没有指向某个特别的客体，而忧郁症是由缺失的经验所引发的，尽管导致忧郁的对象已经缺席，否定性的关系依然存在，抑郁症则是切断了与他人甚至自我的所有联系。
2. 忧郁带有某种精英主义色彩，抑郁症是忧郁症的民主化。
回到《西西弗斯》神话，加缪指出忧郁是卡夫卡与普鲁斯特小说的共通之处，而在普鲁斯特对20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描述中，这种忧郁底色下透出的对失乐园的怀旧的确浪漫化了精英生活：
“I become very sad,” says Olga, “when Barnabas tells me in the morning that he is going to the Castle: that probably futile trip, that probably wasted day, that probably empty hope.”
图片来源：《兀鹰》插画，Rik Wielheesen,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ikwielheesen/3208192552/in/photostream/
卡夫卡将作品的重量都押在了这个 “probably” (大概) 上，我们之所以被卡夫卡式的荒诞所震撼，不是因为主角们全部陷入了绝望，相反，他们总怀抱一丝渺茫的期待——K期望自己终有一天能抵达城堡，Joseph. K 认为审判终将结束，而《兀鹰》中的主人公企图以奉献自己的双脚来阻止兀鹰更激烈的攻击。中国人可能是卡夫卡的最佳读者，大概我们还能一直做我们的“中国梦”，在角落里、街道上上演魔幻现实主义的日常残酷。2020年初，我看到不少网友和身边的友人都陷入了政治性抑郁，因为参与和关注政治生活加剧的抑郁症，又怎能被解读为与他者、与一切断绝了联结呢？在这方面，抑郁症确实具有民主性，但它与忧郁症也许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事实上，我感到抑郁恰恰诞生于荒诞与希望之间的空隙、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张力。在17年出版的《爱欲之死》中，韩炳哲也并没有对抑郁和忧郁作出特别划分，甚至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并且两者的主要成因都是自恋。自恋者是新自由主义式情动的受害者，他们只能维持一种持续性的主体状态，无法获得解脱 (achieve closure)，也无法体会已完成目标的满足感。在《精神政治学》中，韩炳哲详述了情动 (affect) 的特点，并将其与feeling, emotion和mood区别开来。情动缺乏空间性和叙事性，它仿佛一条不断延伸的线，没有终点也没有方向。情动也是一时性的 (temporal)，无法代表某种状态。就像《美国精神病人》中比名片的金融高层们那样，自恋者只能通过不断建立新的目标，做到“更高、更快、更强”来巩固自我价值。自恋不是自爱，因为自恋者既不愿否认也不愿肯定自己。与其说自爱意味着与他者的明显对立，而自恋模糊了这条边界，不如说自恋的人不具备认可存在于自我中的他者的能力。
《美国精神病人》
图片来源：https://finalfashion.tumblr.com/post/23939797323/american-psycho-business-card-scene
韩炳哲针对癔症 (hysteria) 和抑郁症的对比反倒更令人信服一些。弗洛伊德将“个性” (character) 视为否定性现象，如果没有心理审查机制便无法成形。癔症患者会表现出个性上的变化 (characteristic morphe)，所以癔症遵从形态学（morphology）, 相反，抑郁的人没有形状 (formless)，是无形态的 (amorphous)——“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He is a man without character)。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著名的“葛优躺”迷因，职场上缺乏个性的打工人，回到家也是瘫成模糊的一团，喃喃自语着：“我累特，不想再被迫成为我自己了。” 在一个高呼“一切皆有可能”可能的倦怠社会，不论我们选择“内卷”还是“躺平”，大概都难逃抑郁，对新自由主义产生抗体。
